“轉捩時局的曙鐘”

　　

　　——“五一口號”與民進對中國革命發展歷史方位的深刻理解和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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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承罡

　　(民進廣東省委參政黨理論研究會會長，廣東省社會主義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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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從1947年下半年中國人民解放軍轉入戰略進攻以后，國民黨統治區的愛國民主運動也持續蓬勃高漲，解放戰爭的形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到了1948年上半年，在兩條戰線的打擊下，國民黨連續損兵折將，由優勢轉為劣勢，面臨著全面崩潰的境地。中國的政治格局繼續朝著有利于人民的方向發展，中國人民最后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已為期不遠了。在這重要的歷史關頭，中國共產黨清醒地認識到：黨的政策問題就成為決定革命取得全國勝利的一個關鍵問題。誠如毛澤東所說：“只有黨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軌，中國革命才有勝利的可能”。[1]

　　根據中國革命形勢的發展，為了進一步孤立反動集團，團結一切人民革命力量以爭取和迎接革命的最后勝利，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布了包括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等在內的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二十三條，向全國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發出了為建立新中國而共同奮斗的號召。“五一口號”與中國共產黨的真誠合作愿望代表著歷史發展的前進方向與時代趨勢，因此當即受到了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無黨派民主人士與海外華僑社團的熱烈響應。

　　中共“五一口號”一發布，極大地鼓舞了艱苦斗爭中的民進，民進立即表示堅決支持和熱烈擁護。在其圍繞“五一口號”二十三條及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所發表的一系列政論、評論及文獻中，包括《響應中共“五一”號召的宣言》(5月24日)、《讀了中共“五一”口號以后》(馬敘倫，5月)、《擬提出于政治協商會議之行動公約及政治綱領》(7月)等，民進對中國共產黨，對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斗爭方式等的認識和理解，達到一個新的理論高度;對民主革命新的形勢下自身的性質與任務的認識也有了升華。所有這一切都是建立在民進對中國革命發展歷史方位深刻理解與把握基礎之上的，并具體地體現在民進對“五一口號”的認識與理解當中。概括地說，對于“五一口號”，民進有以下幾方面的重要認知與把握：

　　第一，高度評價了“五一口號”二十三條的劃時代意義與歷史價值，指出：“‘五一’廿三條是近百年來中國革命史的結晶，是今后中國政治運動舵向的指標，”[2] “是歷史上重要的文獻，轉捩時局的曙鐘”，[3]“中國的民主人士及民主黨派要就是團結在這口號的周圍，形成堅固的愛國民主統一戰線，為反帝國主義，反封建主義，反官僚資本主義而奮斗，以奠定我們子子孫孫萬世太平的始基。要不然，就要自暴自棄，甘為歷史的車輪所碾碎。”[4]在此，民進第一次公開莊嚴宣布民進要團結在中國共產黨周圍，參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愛國民主統一戰線，為推翻三座大山而奮斗。這是民進在中國革命發展的重要關頭，做出的正確的歷史選擇。

　　第二，認為“五一”口號二十三條是相互聯系、相互貫通的，共同構成了一個有機統一體，“不能割棄其余而強調其一”。[5]在《讀了中共“五一”口號以后》一文中，馬敘倫具體分析說，第五條：“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 是對新中國的政治設計，第八至第十七條揭示了新中國農業與工業政策綱領，這一切“已經指示了新中國形態建設的程序，和人民建立新國家基礎的成分”。所以，“這次口號，實際上是對世界宣布了新中國將出現的姿態”。他進一步強調指出：“便叫世界的大政治家來給中國診脈開方，實在不能有超出這個的方案”。[6]對即將成立的新中國，充滿著信心與渴望。事實上，“五一”口號二十三條向世人昭告的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基本政治綱領。

　　第三，再次旗幟鮮明地闡述了對“中間路線”或第三條道路的看法及態度，指出：“光明與黑暗，生存與死滅，中國沒有任何第三種路徑可循進的。”[7]在民進總部遷移到解放區不久，馬敘倫領導民進召開了進入解放區后的第一次正式理事會議。他認為，“新民主主義是全國人民在現階段一致要求實行的主義”，確定“本會當盡力與中共及其他黨派……一致努力促其迅速實現”，為今后的指導方針。會后，馬敘倫與來到解放區的王紹鏊、許廣平聯名發表告本會同志書，向全國各地的民進會員講清形勢，動員大家與蔣家王朝作最后的斗爭。文中特別提醒會員警惕反動派拉攏民主人士的陰謀，指出，“在今日革命目標之下，言‘進行調解’者，即為反民主之行動;走‘中間路線’者，便是真和平之罪人”;“革命與反革命，民主與反民主之間，鴻溝畫界，絕無調和之可能”，要求全體會員走徹底革命的道路，并希望他們在各地聯合各階層民主人士，“共同擊滅為美帝奴才賣國殃民之反動集團與其首領蔣介石”。[8]民進一如既往地對“中間路線”持批判態度，并在這個過程當中，充分認識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合理性及在未來勝利的必然性，提高了政治覺悟，逐漸接受了以新民主主義作為指導思想，承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從而將自己一般民主主義的政治主張，提到新民主主義的革命高度。

　　第四，“五一”口號二十三條是行動口號，不是宣傳口號。這是革命形勢發展的趨勢，也是全國人民的要求。因此，“實現口號的價值，不僅在于坐而設計，而更在于各自崗位以堅決的行動來配合。”[9] 在這一點上，民進與中國共產黨的認識是一致的。

　　基于這種認識與理解，所以中共“五一”號召發布后，民進開始同時承擔在第二條戰線上同國民黨政權進行斗爭和與中共及其他民主黨派親密合作、積極籌備新政治協商會議的雙重任務，以極大的熱情與實際行動迎接全國解放。首先，為實現“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的號召，馬敘倫在《讀了中共“五一”口號以后》一文中，將新政協與1946年在重慶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即“舊政協”)作了深入的比較，揭示了兩者之間本質上的差別。他指出：“上次的政協，是民主和反民主、偽民主的集團妥協的。這次的政協，是民主方面的各階級各階層的代表自己互相商量‘國是’，取得一個協議，只是‘和衷共濟’而不是妥協的。這是性的不同。上次政協是反民主的反動集團做主體，而偽民主也參加了的，這次是民主陣線的各方面自己的集合體，而中國共產黨是當然的領導者。這是質的不同。”因此，“這一個政協，不是繼續上次的政協，他的性質完全和上次的政協不同。”[10]在此基礎上，馬敘倫進一步指出了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的深遠意義與影響。他說。新政治協商會議就是要討論出一個政治綱領，成立一個協議，“來供給人民代表大會和民主聯合政府的采納。這是實現新中國的初步重要工作，同時他還要負擔起人民代表大會怎樣組織怎樣召集的一件繁重工作。”所以，“新中國的基礎是要建立在這一個會議上的。”[11]事實上， 1949年9月21日-9月30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就完成了這個的歷史使命，這次會議產生了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大會全體會議選舉產生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馬敘倫的《讀了中共“五一”口號以后》一文，簡要地闡明了新政治協商會議的性質、任務，從思想上理論上統一了廣大民進會員的認識。這一看法同樣得到了在港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的一致認同。[12]

　　其次，民進在港理事集中討論了新政治協商會議召開的時間、地點、召集人及代表資格等具體問題，一致認為新政治協商會議的地點應在解放區，召集人“當然由中共擔任”，并建議“可由各黨派授權中共召集之形式出之”;對于代表資格，提議不論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或社會賢達，都必須以其對現階段民主運動的實際態度和貢獻為原則。后來，這些主張在各黨派星期座談會上得到了各黨派代表的一致贊同，并成為各黨派的共同意見。[13]

　　再次，民進全面系統地提出了對于新政治協商會議的各項政治主張。7月31日，民進理事會在港第四次會議通過了《中國民主促進會擬提出于政治協商會議之行動公約及政治綱領》。在這份重要的歷史文件中，民進認為新政治協商會議的任務是：⑴加強人民革命統一戰線之團結與其力量;⑵籌備各革命階級民主聯合政權之施政綱領;⑶籌備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組織民主聯合政府(并臨時性的)。根據第一項的要求，民進提出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之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民主人士應該訂立一個團結一致、配合軍事以迅速完成人民革命之任務的行動公約。根據第二項任務的要求，民進提出了對于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政治綱領。這份綱領分總則、人民權利、政治、軍事、財政及經濟、外交、教育、交通、社會等九部分。在每一部分中，民進都提出了自己的主張，它還建議聯合政府的名稱為“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中國民主促進會擬提出于政治協商會議之行動公約及政治綱領》是民進發展歷程中一個極其重要的文件，它與后來1949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14]

　　總體來看，民進對中共“五一”口號二十三條的認知水平是與其經過兩年多的斗爭實踐在政治上逐漸走向成熟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其所折射出的是一種時代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也展現了民進的政治敏銳性與政治自覺。

　　中國民主促進會是一個具有光榮歷史傳統的民主黨派。這一光榮傳統是民進的老一輩創始人所共同創造的，是民進的老一輩創始人對中華民族優秀傳統的繼承和發揚，它既根植于中華民族文化的深厚沃土，又具有強烈的、鮮明的時代特征。民進的老一輩創始人探求救國真理的奮斗史“集中地體現了中國近代和現代愛國知識分子從舊民主主義走到新民主主義，最終走到社會主義的光輝歷程。”[15]他們留給我們的這一份無價的精神文化遺產，始終是我們民進不斷進步的動力，是我們民進最可寶貴的財富。在中共中央發布“五一口號”70周年之際，重溫七十年前中國民主促進會對中央中央“五一口號”的認識與理解，不僅是緬懷先輩，更重要的是繼承和發揚他們那種畢生獻給民族振興、祖國富強的愛國主義精神，學習他們永遠跟著共產黨走，隨時代而前進的革命精神，從而使每個會員立足于新時代新方位，準確把握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的新要求，不忘合作初心，牢記歷史使命，不斷提高協商能力，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作出新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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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文獻：

　　[1]《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193頁。

　　[2][4] [5][7] [9]中國民主促進會：《響應中共“五一”號召的宣言》，《中國民主促進會四十年》，第178-179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3] [6] [10] [11]馬敘倫：《讀了中共“五一”口號以后》，《馬敘倫政論文選》，第346、345、348、347頁，文史資料出版社1985年。

　　[8]民進中央會史工作委員會：《馬敘倫》，第64-65頁，2001年10月。

　　[12] [13] 孫曉華主編《中國民主黨派史》，第377頁，遼寧人民出版社1999年。

　　[14] 孫曉華主編《中國民主黨派史》，第378頁，遼寧人民出版社1999年。

　　[15]許嘉璐：《在“紀念民進成立周年暨研究馬敘倫思想與實踐座談會”上的講話》，民進中央會史工作委員會：《馬敘倫》，2001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