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西關老爺”的粵語情結

　　我的祖籍是廣東南海，阿爺阿嫲原都是農民，抗戰前阿爺出廣州打工十年，賺下了一份產業定居下來。阿爺阿嫲原來說的粵語帶點南海口音，后來逐漸淡化。到了我爸爸和我二叔那一代，說的已經是純正的“西關粵語”。西關出生的我，老了老了，被人戲稱為“西關老爺”。一個耄耋之年的老嘢，說一口地地道道的粵語，西關人講的粵語，往往被認為是標準粵語，我也不知道學術上是如何判定，只是知道我從小到大就是這樣說話的。幼稚園、小學、初中、高中，爸爸媽媽和教我的老師講的都是粵語。老師講課和課間課后與學生交流都是用粵語。其間，幾十年點點滴滴的文化積淀，融匯成我一個“西關老爺”濃郁的粵語情結。

　　媽媽是我第一個講粵語的語文老師

　　我媽媽祖籍順德，世居廣州，她是我的第一個講粵語的語文老師，而她也確實是第十三中學資深的語文老師。她的普通話說得不怎么樣，卻講得一口純正的粵語，我的母語就是純正的粵語。

　　在我牙牙學語之時，媽媽就在我的耳邊哼起了美妙動聽的粵語童謠《落雨大》：“落雨大，水浸街，阿哥擔柴上街賣，阿嫂出街著花鞋。花鞋花襪花腰帶，珍珠蝴蝶兩邊排……”。多少個夜晚，在媽媽的粵語搖籃曲中，我靜靜地、甜甜地進入夢鄉：“月光光照地堂，蝦仔你乖乖睏落床……”。童年的日子里，我是聽著媽媽的粵語童謠長大的：“年卅晚，摘檳榔；檳榔香，摘子姜；子姜辣，買菩達；菩達苦，買豬肚；豬肚肥，買牛皮；牛皮薄，買菱角；菱角尖，買馬鞭；馬鞭長，起屋梁……” “凼凼轉菊花園，炒米餅糯米團，阿媽叫我去睇龍船，我唔睇睇雞仔，雞仔大捉去賣……”

　　依稀記得，故居西關大屋涼風陣陣的青云巷，在我乘涼的竹床旁邊，媽媽緩緩地搖著大葵扇，輕聲地用粵語教我吟誦《木蘭辭》：“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杼聲，唯聞女嘆息。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女亦無所思，女亦無所憶。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風雨交加之夜，在故居二樓面對著寬闊的風雨窗，媽媽觸景生情，又帶我吟誦起杜甫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飛渡江灑江郊，高者掛罥長林梢，下者飄轉沉塘坳……”

　　那時候還未推普，生活中我們理所當然地說粵語，但并未感到粵語有什么特別之處，只是感覺到媽媽哼誦的童謠和教我吟誦的古詩文，都是朗朗上口，像唱歌那樣。

　　許多年之后，我研讀一些粵語研究專著，才認識到粵語具有很強的旋律性，是一種像音樂一樣的語言。這是因為它與普通話只有陰平、陽平、上聲、去聲四個聲調不同，粵語有陰平、陰上、陰去、陽平、陽上、陽去、陰入、中入、陽入等六調九聲，它與7個自然音階很容易匹配，具有“誦唱同一”的特點，只要隨便說出一句粵語，都可以有相應的音階匹配，而形成自然的可誦可唱的旋律。

　　龍年春晚，當我看到一群廣東的細紋仔女奶聲奶氣地用粵語唱著稍加改編的童謠《落雨大》載歌載舞時，感到很親切。然而，當我聽到“花鞋花襪花腰帶，珍珠蝴蝶兩邊排”這兩句粵語歌詞時，頓時覺得不對路，聽起來像講粗口那樣：“花鞋”（陰平-陽平）變成了“化閪”（陰去-陰平），令粵人感到很尷尬。那是因為改編者完全不懂得粵語“誦唱同一”的特點，不知道以“協音”的方法，來與“九聲六調”相協調，以致這兩句歌詞非常拗口，出了個大笑話。此時，媽媽哼誦《落雨大》的情景又浮現在我心頭，她雖然只是哼誦，但《落雨大》經由媽媽慢悠悠、充滿情感地哼出，竟沒有一個音節是拗口的，它就像動聽的廣東小曲那樣滲入了我的心胸。

　　王瑞蘭老師的廣東狀元故事與粵語吟誦

　　讀到小學二年級，我的語文啟蒙老師是圓臉微胖像媽媽那樣和藹可親的王瑞蘭老師，她除了毫無例外地用我們的母語粵語講課，還給我們講了一些有趣的粵語文化故事，例如廣東狀元倫文敘的故事。那時“倫文敘”的名字和故事的幽默諧趣，已植入了我的小腦袋。之后大人們閑聊，還不時講起，所以至今我還能說出點滴，比如，倫文敘與狀元及第粥的故事；倫文敘戲弄三個輕狂無聊文人的諧趣詩：“山下一群鵝，殊聲趕落河。三人放狗屁，一個未曾屙”；倫文敘擺脫七個潑婦追打的諧趣詩：“先生放學我回家，姑娘要我把詩題。三個姑娘奶奶相，四個姑娘狀元妻”……等等。

　　王老師小時候讀過“卜卜齋”，她教我們讀古詩，用的是粵語“吟誦”的方法，至今我還依稀記得她吟誦時搖頭晃腦的表情和很獨特的腔調。多年后，在漢語言文學中浸淫已久的我，知道了粵語吟誦古而有之，清末廢私塾興西學之后，粵語吟誦逐漸消亡。改革開放后各地又重新興起方言吟誦，粵語吟誦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支，以清末文人朱庸齋（分春館）為主流。

　　一個很偶然的機會，我從朱庸齋先生的第四代弟子、我的朋友那里得到了她的吟誦音頻。其優雅的、有粵樂風、古典味十足的吟誦作品，勾起了我對王瑞蘭老師吟誦古詩時獨特腔調的朦朦朧朧的記憶。憑著朦朧的記憶和懂點粵樂之優，我模仿偷師，把握住“見字定音”“平長仄短”“融入粵樂”“悲低喜高”等4個要領，竟然也吟誦得似模似樣。

　　梁艷冰老師講粵語九聲

　　讀到初中一，我又遇到了通曉粵語聲韻的語文老師梁艷冰。個子小小的梁老師被調皮的同學仔以她剛剛教過我們的文言文《核舟記》中的一句話，戲說為“高可二黍許”。而在我心中，身材矮小的梁老師頭腦中卻蘊藏著豐富的學識。她對我們的母語粵語聲韻的理解和研究，在當時我所接觸到的語文老師中，當屬佼佼者。

　　那時的語文教學比較寬松，梁老師有時會講一些課外的知識。在一節語文課中，她向我們講起了粵語六調九聲。為了讓我們容易接受，她從一個粵語故事講起，說廣州有個理發店名為“冬春軒”，卻被人惡搞念成“篤出血”，梁老師解釋說，這是把平聲念成了入聲。同學仔一笑之后，對此似乎有了一點感覺。接著梁老師以“江”和“東”兩個例字演示了粵語的九聲。把語文看作自己第一喜好課程的我，立刻心領神會默記于心。

　　從梁老師這一段有趣的講課中，我把握住了如何判定粵語九聲的方法。后來我考上了廣師中文系，與眾多講粵語的同學玩起了粵語九聲，他們隨意講出一個字，要我馬上辯出粵語九聲，我竟然可以不假思索地辯出，而且從未出過錯。在不無得意的炫耀之中，我記起了我的梁老師。退休之后我學寫格律詩詞，就是以粵語押韻和判定平仄的，已形成習慣。粵語的聲韻、平仄與《平水韻》《詞林正韻》等古韻書大致相符，這是由于粵語是古漢語的活化石。水平比我高的詩友們都基本認可我的這個習慣，而這都是源于梁老師對我的教導和影響。

　　張德威老師的粵語朗誦

　　張德威是我初中二、三年級的語文老師，他是剛畢業的年輕教師，時髦的半透明襯衫底下，透出了“廣州師院中文系”幾個大字。他也是說一口流利標準粵語的廣州人，毫無例外，粵語也是他的授課語言。但他并沒有像梁艷冰老師那樣給我們講粵語故事和粵語聲韻，而是擅長于粵語朗誦。

　　他的文言文教學對我影響最深的是范仲淹的《岳陽樓記》和岳飛的《滿江紅》。他用粵語范讀《岳陽樓記》，以澎湃的激情引領著同學仔，令人感覺到他的聲音抑揚頓挫，平敘、抒情、議論等不同文段的情緒對比鮮明，有輕有重有隨有疾，把“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胸懷和情感表現得淋漓盡致。還隱約記得，全班早讀每逢讀到此文時，大家都來勁，讀得特別響亮。

　　他范讀岳飛的《滿江紅》也是用粵語，當時我并不懂《滿江紅》詞牌的韻律，只是覺得老師粵語朗誦的情緒跳躍很大，聲音抑揚頓挫，情感特別飽滿，感染了我。多年之后，粗通音韻的我，知道了《滿江紅》是一首以入聲押韻的詞，其“歇”“烈”“月”“切”“雪”“滅”“缺”“血”“闕”9個韻腳押的都是入聲韻。普通話中入聲已經消失，而被認為是古漢語活化石的粵語，卻保留了入聲，它發聲短促、無法拖長、類似英語的“失去爆破”。當我回想起當年張老師粵語朗誦效果的抑揚頓挫，才悟出那是以入聲押韻的作用。

　　《岳陽樓記》和《滿江紅》的字字句句都印在酷愛語文的我的腦海里，除了由于課文本身的內在魅力，還因為張老師的粵語朗誦。幾十年后的今天，我仍然能一字不漏地用粵語背誦全文、全詩，那是張老師教給我的“童子功”啊！

　　揚琴老師的市井粵語

　　知青回城后的第二年，我師從粵樂老藝人蔣澄江老師學揚琴，他是粵樂四大天王之一的何大傻的首徒。當然，他也是講得一口純正粵語的廣州東山人。學藝之余，我常聽他講過一些粵語故事。

　　他曾帶我到東山的妙奇香茶樓飲茶。一盅兩件落肚他就講起了“茶樓軼事”，幾十年后我還記得一些。

　　他先講起的是“二厘館”：舊時在路邊搭個棚，茶價只收二厘，賣些松糕、油炸鬼、缽仔糕之類的便宜茶點，方便那些咕哩、小販、豬肉佬等人歇腳，叫做“二厘館”。坐在了妙奇香，他自然就講起了妙奇香老板懸聯求對的故事：為了吸引顧客，妙奇香在大門懸掛起上聯求對，“為名忙，為利忙，忙里偷閑，飲杯茶去”，此聯后來被人對上了“勞心苦，勞力苦，苦中尋樂，拿壺酒來”那是精彩的底層通俗粵語，我至今還能說得出來。講起對聯，蔣師傅就來勁了，又說起大同酒家的著名對聯“大包唔易賣，大錢唔易賺，斧頭耷鑿鑿耷木，針鼻鐵，絲毫也是從中削；同仔飲茶多，同父飲茶少，老竇養仔仔養仔，檐前水，點滴何曾往上流。”這副對聯的聯語確實是下里巴人的底層市井粵語，幾十年后我依然一字不漏記得清清楚楚。

　　后來有一次我陪同蔣師傅上白云山游玩，他又講起陶陶居的軼事，他一個下層粵劇藝人，并不知道康有為題店名的歷史，但他知道陶陶居是粵劇藝人聚集之地。他說，粵劇老倌羅品超、靚少佳、陸云飛、文覺非、羅家寶等人都是這里的常客，他們常在茶樓的包房里“斟介口”“度橋段”，聽得我一頭霧水，好像聽土匪的黑話那樣。聽多了，我才知道粵劇編劇叫做“開戲師爺”，開戲師爺的劇本只有一個框架，如何接駁對白、唱詞、動作、表情、場景等是“擔綱”老倌的事，這就是“斟介口”“度橋段”。此外，蔣師傅還講過一些類似座山雕土匪黑話“天王蓋地虎寶塔鎮河妖”那樣的底層粵語行話，我也慢慢聽出其意思了：“班蛇”就是戲班老板；“斟盤”就是戲班老板組劇團挖角；“梅香”是指演無名角色的女戲子；“棚面”指伴奏樂隊；“爆肚”指戲子忘記臺詞臨時編；“二打六”指三四流戲子；“合曬何車”指合拍合調；“撻爛臺”指演武打的戲子；“唔啱叮板”指不合拍；“發口”指戲子開聲唱曲的風格和味道……等等。后來我才知道，不少市井底層的粵語俗語、口頭禪等都是從粵劇行話中轉化而來的。

　　蔣師傅出身下層，出道也在下層，他還常常講起許多底層市民講的粵語俗語：跪地喂豬乸——揸頸就命；屎窟窿生瘡——冇眼睇；肥婆坐屎塔——沓沓冚；風吹皇帝褲浪——孤鳩寒；跑馬射蚊須——靠撞；抬棺材甩褲——失禮死人；亞聾送殯——唔聽你支死人笛；豉油樽櫍——又咸又濕；成吉思汗打仔——大汗耷細汗……等等，這些底層粵語真的有點“俗”，但它詼諧幽默風趣，令我一聽就懂，忍俊不禁無法忘記。這點點滴滴的積淀，也被我收進我的文化行囊之中。

　　羅洪權老師特許我用粵語應考

　　中文系的羅洪權老師是客家人，但能說粵語，是我的古典文學教授，一臉皺紋里仿佛藏著滿腹經綸。他講課幽默風趣，說一口客家味的普通話夾著粵語。他解讀溫庭筠《小山重疊》時，講到“照花前后鏡，花面交相映”時，竟拿出一面小鏡子形象地作“示范”，令我記憶尤深。

　　此時廣州師院的語言環境，與幾十年前我就讀中小學時，已經完全不同了。推普浪潮一浪高過一浪，普通話已經被規定為“課堂語言”和“校園語言”，以粵人為主的廣師學生，只能在課后講粵語了。

　　大三時，羅老師教我們古典文學中的唐宋文學部分，他要求我們背誦200首唐詩宋詞和20篇唐宋散文，用課后隨機抽查的方式考核。有一次抽查到我，要求我背誦散文《岳陽樓記》，當然要用普通話。但我背誦得結結巴巴，背不下去。因為我從小習慣于用粵語誦讀，以為轉成普通話不會有障礙，誰知道緊張起來卻卡住了。于是我要求改用粵語，沒想到羅老師竟然同意了。他欣然聽我用粵語背誦完整篇《岳陽樓記》，沒有批評我，反而說我的粵語說得流暢準確，令緊張得冒汗的我松了一口氣。憶起四十多年前的這一幕情景，更令我對羅老師深切懷念。后來我在一些場合里玩古典詩詞和散文朗誦時，用粵語玩得特別順溜，這恐怕與羅老師那次寬嚴兼濟的考核對我的鼓勵有關。

　　我的粵語教育提案

　　光陰荏苒流年似水，轉眼間來到了新世紀第十個年頭，廣州街頭發生了上千人自發參加的聚會，聚會者喊出了“捍衛粵語”“廣府話起錨”等口號。此事緣起于市政協一份關于“增加廣州電視臺普通話播音時間”的提案，其引發了部分廣州市民的“集體焦慮”，他們認為弱化粵語可能破壞廣府文化的語言土壤，由此，“保衛粵語”的聲浪逐漸壯大，但很快平息下去了。同屬粵語族群的我，當然與之強烈共鳴。反思此事件，我覺得，盡管聚會者的主張有些偏頗，但是粵語文化在廣州主流社會中并沒有占據應有的地位，這是客觀事實。因此，我撰寫了《加強學校粵語教育，傳承廣府文化》的建議，作為廣州民進集體提案，提交市政協大會。

　　提案中指出：不少學校把推普教育和粵語教育對立起來，粵語文化被淡化、弱化、邊緣化。有的學校還禁止學生在學校說粵語，違反者扣道德操行分，因而在基礎教育領域中形成了恥說粵語的極端觀念和氛圍，把中小學生家庭生活中的粵語語言環境破壞殆盡。中小學粵語文化教育缺位，大多數學校沒有開設任何相關課程，只有個別中小學開設，卻遭到打壓。

　　進而，我提出了“普通話—粵語”雙語教育理念，給予粵語教育應有的地位，形成推普教育和粵語教育并行不悖互不干擾的局面，使兩者都成為由學校實施的政府行為。鼓勵學生在法定范圍內使用粵語，組織師資力量開設粵語課程，編寫粵語教材，把粵語課程和與粵語文化相關的選修課程、校本課程列入語文教學的系列，把粵語教育納入正規化軌道。邀請廣府文化學者和粵語文化藝術家進校園，開創粵語文化第二課堂。在市屬大學恢復或開設與粵語文化有關的課程，加強粵語文化的研究，以指導中小學的粵語教育，在更高層次上發揮理論引導作用。

　　盡管從語言學的角度看，粵語不是一種語言，而只是漢語體系之下的一種方言，但它凝聚和積淀了廣府文化的精粹，它的弱化、淡化和邊緣化會令這個族群的人萌生悲情。我堅信粵語和粵語文化有著內在的強盛的生命力，將代代傳承不斷發展。

作者：謝煒如，廣州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副教授，民進廣州市委會原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