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新：人民政協與中國新型政黨制度
——在民進中央“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專題講座”上的報告
民進中央常務副主席 朱永新
各位會員、同志們：
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5周年，也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75周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確立75周年。75年前，在中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運動取得歷史性偉大勝利之際，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召開，開啟了中國共產黨領導各黨派團體和各族各界人士協商建國、共創偉業的新紀元。75年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人民政協始終堅持團結和民主兩大主題，積極投身建立新中國、建設新中國、探索改革路、實現中國夢的偉大實踐，見證了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走過了輝煌歷程，發揮了重要作用。特別是中共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共中央加強對人民政協工作的全面領導，引領新時代人民政協事業發展取得了歷史性成就。
人民政協是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統一戰線理論、政黨理論、民主政治理論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偉大成果，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人民團體和各族各界人士在政治制度上進行的偉大創造。作為實行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重要政治形式和組織形式，人民政協既是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確立的標志，也是發揮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效能的平臺。在75年的發展歷程中，人民政協與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始終相輔相成、相互作用、相向而行。
下面，按照民進中央“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專題講座”的安排，我圍繞“人民政協與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匯報四個方面的學習體會。
一、深入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人民政協和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重要思想、重要論述
（一）深入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加強和改進人民政協工作的重要思想
中共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著眼黨和國家事業全局，就人民政協工作發表一系列重要講話、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深刻闡明人民政協性質定位、使命任務、履職要求，科學回答了新時代建設什么樣的人民政協、怎樣推進人民政協事業發展的重大課題，形成了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加強和改進人民政協工作的重要思想，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慶祝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75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發表重要講話，高度評價人民政協的歷史貢獻，深刻闡明人民政協的鮮明中國特色和顯著政治優勢，明確提出了“十個堅持”：堅持中國共產黨對人民政協的全面領導，堅持人民政協性質定位，堅持發揮人民政協作為專門協商機構作用，堅持和完善我國社會主義新型政黨制度，堅持大團結大聯合，堅持把加強思想政治引領、廣泛凝聚共識作為中心環節，堅持聚焦黨和國家中心任務履職盡責，堅持人民政協為人民，堅持強化委員責任擔當，堅持以改革創新精神推進履職能力建設。這10條，構成了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加強和改進人民政協工作的重要思想，是75年來特別是新時代以來人民政協事業發展經驗的集中體現，是新時代新征程做好人民政協工作的根本遵循，標志著黨對人民政協工作的規律性認識達到了新高度。
深入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加強和改進人民政協工作的重要思想，要把握三個方面的基本原則。
一是要毫不動搖堅持中國共產黨對人民政協的全面領導。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堅持中國共產黨對人民政協的全面領導，是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加強和改進人民政協工作重要思想的首要內容，是做好人民政協工作必須堅持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場和政治原則。2018年，政協章程修改時明確提出了“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為人民政協的首要工作原則。2019年，中央政協工作會議召開，這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人民政協歷史上第一次以中共中央的名義召開的政協工作會議，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指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包括各民主黨派、各團體、各民族、各階層、各界人士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的共同選擇，是成立政協時的初心所在，是人民政協事業發展進步的根本保證。”人民政協75年的歷史，就是在黨的領導下成立、在黨的領導下發展、為實現不同歷史時期黨的中心任務團結奮斗的歷史。特別是中共十八大以來，人民政協自覺把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貫穿到履行各項職能之中，把黨的主張轉化為社會各界的廣泛共識和自覺行動，確保中共中央決策部署在人民政協得到全面貫徹，正如王滬寧主席所強調的：“把堅持中國共產黨的全面領導落實到政協工作中、體現在實際行動上。”人民政協事業要沿著正確方向發展，就必須毫不動搖堅持中國共產黨對人民政協的全面領導。
二是要準確把握人民政協的性質定位。政協章程在總綱中明確規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中國人民愛國統一戰線的組織，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重要機構，是我國政治生活中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實踐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是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專門協商機構，是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制度安排。”其中，人民政協作為統一戰線組織的性質，是自成立起始終如一的；作為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重要機構、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形式，是新時期人民政協性質的新發展；作為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專門協商機構、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中國特色的制度安排，則是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對人民政協性質定位的原創性貢獻。王滬寧主席在剛剛召開的政協常委會閉幕會上提出，要把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全面發展協商民主的重要要求落實到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等各項履職工作中，完善人民政協專門協商機構制度，提高人民政協協商民主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水平。汪洋同志曾指出：“政協不是權力機關，參政不行政、建言不決策、監督不強制，主要通過協商發揮作用。”“政協不是權力機關、不是立法機構，而是具有中國特色的、體現‘我有你沒有、我能你不能’政治優勢的政治組織和民主形式。”準確把握性質定位是事關人民政協事業發展的重大原則性問題，是推動人民政協制度不斷煥發生機活力的重要前提。
三是要充分發揮人民政協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中的優勢和作用。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擘畫了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宏偉藍圖。面向未來，越是接近目標，越是形勢復雜，越是任務艱巨，越要大力推進人民政協工作。“希望人民政協發揚優良傳統，牢記政治責任，堅持黨的領導、統一戰線、協商民主有機結合，充分發揮專門協商機構作用，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廣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識、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習近平總書記的殷切期望，為人民政協在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中找準方位、發揮優勢指明了方向。人民政協要堅持發揚民主和增進團結相互貫通、建言資政和凝聚共識雙向發力，強化政治定力，強化擔當作為，強化創新活力，強化自身建設，努力成為堅持和加強黨對各項工作領導的重要陣地、用黨的創新理論團結教育引導各族各界代表人士的重要平臺、在共同思想政治基礎上化解矛盾和凝聚共識的重要渠道，緊扣黨和國家中心任務履職盡責，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作出更大貢獻。
（二）深入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堅持好、發展好、完善好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重要論述
2018年3月，在全國政協十三屆一次會議聯組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作為我國一項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的偉大政治創造，是從中國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新型政黨制度”，首次提出了“新型政黨制度”的重大政治論斷，并用“三個新”和“三個有效避免”來論述其特點。
2021年6月，在中國共產黨百年華誕之際，《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白皮書發表，全面回顧了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產生、發展和完善的歷程，總結了這一制度的鮮明特色和顯著優勢，介紹了長期以來特別是中共十八大以來我國新型政黨制度的實踐形式和成功經驗，有力展現了中國人民對當前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事業的高度自信。
2023年12月，中共中央印發關于新時代堅持好發展好完善好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文件，全面闡述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論述的重大意義，將其概括為“十個明確”。這是中共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規律，不斷推進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實踐的理論升華和智慧結晶，推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理論的創新發展。
深入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堅持好、發展好、完善好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重要論述，要著重理解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獨特優勢。
一是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實現人民民主。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新就新在它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產物，能夠真實、廣泛、持久代表和實現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國各族各界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舊式政黨制度代表少數人、少數利益集團的弊端”。1945年，黃炎培先生曾問毛澤東，中共怎么跳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周期率。毛澤東自信地回應：“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窯洞對”。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也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應有之義。舊式政黨制度中的兩黨制或多黨制，各黨通過競選輪流執政，人民只有投票的權利而沒有廣泛參與的權利，民主只有在投票時被喚醒、投票后就進入休眠期，競選承諾也難以兌現，這樣的民主是形式主義的。我國的新型政黨制度是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安排，是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重要途徑，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各民主黨派通過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的渠道，充分反映所代表的界別及社情民意的愿望和訴求，既能尊重多數人的意愿，又照顧少數人的合理要求，具有統籌兼顧各方利益和協調各方關系的優勢。中國不僅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還是民主治理最廣泛、最扎實且最有效的國家。
二是有利于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新就新在它把各個政黨和無黨派人士緊密團結起來、為著共同目標而奮斗，有效避免了一黨缺乏監督或者多黨輪流坐莊、惡性競爭的弊端”。競爭是西方政黨關系的本質，也是資產階級民主的重要表現形式，其初衷是為了制約容易失控的公共權力，但在政治實踐中，已經演變為相互攻訐、互相拆臺的工具，淪為一種權力博弈，政黨之間缺乏共識，也不愿意尋求共識。我國的新型政黨制度則強調合作，中國共產黨是執政黨，發揮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把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緊密團結起來，為著共同目標而奮斗；各民主黨派是參政黨，是中國共產黨的親密友黨，積極履行參政議政、民主監督、參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治協商基本職能，形成了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事業、共同的行動，匯聚起強大的社會合力。
三是有利于確保社會穩定人民幸福。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新就新在它通過制度化、程序化、規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種意見和建議、推動決策科學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舊式政黨制度囿于黨派利益、階級利益、區域和集團利益決策施政導致社會撕裂的弊端”。舊式政黨制度囿于黨派利益，在公共政策的制定與實施過程中，往往表現出狹隘性，追求短期執政效應，政策一時一變。我國的新型政黨制度中，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以協商民主的方式達成發展目標的一致，從方案的制定到方案的選擇，再到方案的執行，都能夠充分發揚民主，集中各方面意見和建議。“有事好商量、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找到全社會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約數”，并且能夠“一張藍圖繪到底”。新中國成立以來，已經連續制定實施了十四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五年規劃，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這在西方國家是不可想象的，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
二、深刻理解人民政協是實行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重要政治形式和組織形式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協工作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指出：“要發揮人民政協作為實行新型政黨制度重要政治形式和組織形式的作用”。這既是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加強和改進人民政協工作重要思想的重要內容，也是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堅持好、發展好、完善好中國新型政黨制度重要論述的明確要求，是對于人民政協與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兩者關系的重要論斷，體現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章程》、《中國的民主》白皮書、《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白皮書、《中共中央關于新時代加強和改進人民政協工作的意見》、中共中央關于新時代堅持好發展好完善好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文件等一系列綱領性文件中，要從三個方面深刻理解。
（一）人民政協是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確立的標志
抗戰勝利以后，為爭取國內和平、避免內戰，在認清國民黨反動、腐化、獨裁本性的情況下，各民主黨派紛紛擁護中國共產黨提出的組建聯合政府的主張。1945年，重慶談判期間，毛澤東曾經“三顧特園”拜訪張瀾，第一次是8月30日，毛澤東抵渝的第三天就光臨特園，同張瀾、鮮英懇切長談。第二次是9月2日，張瀾以民盟的名義在特園盛宴招待毛澤東、周恩來和王若飛。毛澤東深情感慨道：“我也回到家了。這里是‘民主之家’，以后我們還要建立民主之國！”第三次是9月15日，毛澤東去特園向張瀾介紹國共談判情況，張瀾提出以個人名義給國共雙方寫一封公開信，將已有談判結果告知公眾，以接受全國人民的監督推動，毛澤東贊張瀾此舉“老成謀國”。留下了一段共產黨領導人與民主黨派、愛國民主人士風雨同舟、共商國是的佳話。
1948年4月30日，中國共產黨發布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號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各民主黨派熱烈響應，公開自覺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奠定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基礎，新政協的籌備也由此開啟。8月1日，毛澤東電復在香港的李濟深、何香凝、沈鈞儒、章伯鈞等12位著名民主人士，邀請他們北上共商國是，參加新政協。為確保安全，周恩來親自部署護送民主人士離港北上的工作，出發行動的每個細節都經過周密安排。比如李濟深是一位頗受中外關注的人物，國民黨反動派要暗害他，港英當局早就安排了特工監視著他的行動。為了他的安全北上，工作人員精心籌劃出一套方案。離港前，李濟深感慨地說：“中共朋友安排得如此周密，可謂煞費苦心了。你我定不負中共朋友的厚望，為新中國的建立貢獻綿薄之力。”1948年8月至1949年9月，中共中央有關部門組織護送民主人士北上達20多次、350多人，保證了新政協籌備會議和正式會議的順利召開。各黨派以新政協為平臺，在還不具備召開普選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條件下，民主協商建國大業。
1949年9月21日，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召開，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等，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由此正式確立。
（二）人民政協是發揮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效能的重要平臺
更好體現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效能的著力點是發揮好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積極作用。中國的新型政黨制度，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本質特征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核心是多黨合作，運行的基本方式是政治協商。人民政協作為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重要機構、作為專門協商機構，其政治凝聚力、組織包容性和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的重要職能，與新型政黨制度、與民主黨派的職能相交相融，既為將新型政黨制度的獨特優勢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提供了制度支撐，又為民主黨派發揚民主、參與國是、團結合作，提供了重要平臺。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75周年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指出，人民政協要“支持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更好履職盡責”。這種支持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尊重保障權利，健全發揮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優勢的機制，在協商工作規則、專門委員會通則、重點提案遴選與督辦辦法、大會發言工作規則等制度文件中，對各民主黨派以本黨派名義在政協提出提案、提交大會發言、反映社情民意信息等作出機制性安排。二是搭建履職平臺，支持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在政協平臺參與廣泛多層制度化協商，參與協商式監督，提出意見、批評、建議。三是積極凝心聚力，通過學習座談、談心交流、視察考察、調查研究、協商履職等，凝聚共識，夯實共同思想政治基礎；通過參與委員講堂、重大專項工作委員宣講團等，發揮協調關系、理順情緒、化解矛盾、凝心聚力的作用。
政黨協商與政協協商都是社會主義協商民主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政協開展政黨協商，是政協自成立之時起即承擔的職責和任務，新中國成立初期，政黨之間的協商主要是在人民政協來進行，毛澤東把政協稱為“各黨派的協商機關”。隨著人民政協制度的不斷發展和中共中央對政黨協商的高度重視，2005年，《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加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建設的意見》提出，要完善“中國共產黨在人民政協同各民主黨派和各界代表人士的協商”；2006年，《中共中央關于加強人民政協工作的意見》提出，“人民政協的政治協商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的重要體現”。進入新時代，推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發揮新型政黨制度效能，需要推動兩種協商形式有效銜接、形成合力，不斷完善政協的制度化協商平臺和機制，拓展和豐富政黨協商的形式和內容。
（三）人民政協是實行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組織載體
多黨合作是人民政協與生俱來的屬性，是人民政協區別于其他政治組織的顯著特征。各民主黨派是人民政協中的重要政治力量，具有獨特政治地位和影響，發揮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早在政協籌建過程中，周恩來就把政協稱為“各黨派統一合作的組織”。1949年9月，政協成立時，第一屆全體會議的662名代表中，中國共產黨代表約44%，各民主黨派和各界人士代表約56%；45個參加單位中，排在前面首要位置的是各黨派，時至今日，中共和八個民主黨派在34個界別中仍然是排在前列的重要參加單位。1954年12月，毛澤東在關于人大召開后政協性質和任務的座談討論講話中明確指出，政協“是黨派性的，它的成員主要是黨派、團體推出的代表”；同年政協通過的第一部章程也因而規定，人民政協“以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為基礎組成”。1989年12月，《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在明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政黨制度的同時，提出了人民政協是這一政黨制度的重要組織形式；1994年3月，政協章程的修訂，進一步把人民政協規范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重要機構”。之后，政協章程幾經修改，政協事業不斷發展，但其“黨派性”這一重要定性始終沒有改變。
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都參加政協，為了更廣泛團結發揮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的作用，要保證其在政協組織中占有較大比例，《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條例》規定，換屆時委員不少于60%，常委不少于65%，除民族自治地方外，領導班子中副主席不少于50%。2023年，全國政協十四屆一次會議時，共有政協委員2169人，非中共委員占60.8%，政協常委299人，非中共常委占65.2%，副主席23人，非中共副主席占52.2%。在政協的協調辦事機構秘書長會議、基礎性工作機構各專門委員會中，也有民主黨派成員參加。
在人民政協的多黨合作中實現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不是靠在人數上占多數，而是靠在政協貫徹實行黨的正確路線方針政策，靠在政協組織中設立中共政協黨組發揮在政協工作中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實的領導作用，靠發揮中共黨員委員的先鋒模范作用，通過開展同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有效民主協商和思想政治引領等來實現。
三、中國民主促進會在人民政協的履職實踐和成果
75年來，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作為人民政協的重要組成單位，民進積極建言資政、助力凝聚共識，在人民政協為發揮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效能，積累了豐富的履職實踐，取得了豐碩的履職成果。
（一）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
民進在爭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斗爭實踐中，主動作出自愿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正確歷史選擇，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為人民政協的籌備、成立和發展作出了歷史性貢獻。
1.參加籌建新政協，建立新中國
1948年8月起，在中國共產黨的倡議和幫助安排下，馬敘倫、許廣平、周建人、王紹鏊等民進領導人陸續進入解放區，參與新政協的籌備工作，探討研究新政協召開的諸多問題，并就有關問題與中共中央進行協商。1949年6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議召開，標志著民進作為中國民主黨派正式成為新政協的重要組成單位，馬敘倫等8位民進會員分別代表民進、文化界人士和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參加會議。1949年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召開，民進共有8名正式代表、1名候補代表參加會議，馬敘倫被推為大會主席團常務委員，王紹鏊、趙樸初擔任大會《政協組織法》草案整理委員會委員，許廣平為《共同綱領》草案整理委員會委員，周建人為《政府組織法》草案整理委員會委員，雷潔瓊為《大會宣言》起草委員會委員，馬敘倫、鄭振鐸為《國旗、國徽、國都、紀年方案》審查委員會委員，馬敘倫并為該委員會召集人。9月25日，毛澤東、周恩來在中南海豐澤園召開座談會，聽取關于國旗、國徽、國歌、紀年、國都問題的意見，馬敘倫提議用《義勇軍進行曲》暫代國歌，得到了與會者的一致贊同，最后，毛澤東、周恩來與馬敘倫等與會者一起合唱了《義勇軍進行曲》。在此基礎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第一次全體會議以決議案的形式，確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未正式制定前，以《義勇軍進行曲》為國歌”。民進馬敘倫、許廣平、趙樸初、陳巳生等當選為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委員，馬敘倫并為常務委員會委員。
民進作為新政協的組成單位，參加了中央人民政府的組建和部分領導工作。馬敘倫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政務委員，并任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教育部部長，王紹鏊任財政部副部長，許廣平任政務院副秘書長，周建人任出版總署副署長，徐伯昕任出版總署辦公廳副主任，雷潔瓊任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葛志成任教育部辦公廳副主任，陳巳生、謝仁冰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
2.提出政協1號建議案，確立國慶紀念日
在新中國和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之際，新中國的領袖們還沒有來得及考慮“國慶”事宜。開國大典后，在家養病的馬敘倫考慮到新中國應該有自己的國慶紀念日，他覺得10月1日是個很有國際意義的日子，新中國在這一天舉行了開國大典，可以作為國慶日。于是，他親筆寫好關于新中國國慶日的建議書并委托許廣平委員向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提出。
10月9日下午3時，在會議即將結束時，許廣平即席請求發言說：“馬敘倫委員請假不能來，他托我來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應有國慶日，所以希望本會決定把10月1日定為國慶日。”隨后，林伯渠委員也發言附議，要求會議正式討論決定。毛澤東說：“我們應作一提議，向政府建議，由政府決定。”會議一致決議通過“以10月1日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的國慶紀念日”的建議案，送請中央人民政府采納施行。這是政協歷史上第一份建議案，也在政協成立以來最有影響力的提案中位列首位。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舉行第四次會議，決定加以采納。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宣告：“自一九五〇年起，即以每年的十月一日，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的偉大的日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慶日”。
有關國歌的決議案和國慶日的建議案，都是關于新中國重要標志的建言，是民進參與協商建國的結晶，并以它們所具備的劃時代意義，永遠載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人民政協的史冊。
（二）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人民政協和多黨合作事業進入發展新階段。民進的參政議政工作領域不斷拓寬、水平不斷提升，在人民政協的廣闊平臺上，為國家的改革發展大計貢獻智慧，也為人民政協的健康發展作出了貢獻。
1.呼吁建立教師節
我國教師節的建立，最早要從一份提案說起。1951年，教育部和全國教育工會曾宣布“五一勞動節”同時為“教師節”，但執行的結果是教師節沒有了。“文化大革命”中，教師被貶為“臭老九”，社會地位極其低下。民進的政協委員們意識到，要真正提高教師的社會地位，應該在新中國重新建立教師節，讓教師受到全社會的尊敬，享有崇高的社會和政治地位。
1981年11月，由時任全國教育工會主席、分黨組書記方明等民進政協委員聯名提交了《建議確定全國教師節日期及活動內容案》。1983年6月，在全國政協六屆一次會議上，民進的19位政協委員聯名再次提出《為提高教師的社會地位，造成尊師重教的社會風尚，建議恢復教師節案》。兩份提案都得到了中共中央、國務院、全國政協的高度重視，12月，由教育部部長何東昌和方明共同簽發的教育部黨組和全國教育工會分黨組“關于恢復‘教師節’的請示”送中共中央宣傳部。1984年，時任北京師范大學校長王梓坤等倡議設立尊師重教月和全國教師節，12月，教育部黨組和全國教育工會分黨組“關于建立‘教師節’的報告”送中共中央書記處并報國務院。
1985年1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關于建立教師節的議案，確定每年的9月10日為教師節，1985年9月10日為新中國的第一個教師節。自教師節確定以來，民進中央每年開展慶祝活動，2007年起連續舉辦“中國教師發展論壇”，成為民進在教育領域凝聚共識、建言獻策的重要平臺。
2.推動制定教師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師法》于1993年誕生，從醞釀、提出、調研、提案到頒布，與民進領導人的關注和民進會員的呼吁密不可分。
1983年3月，重慶長壽縣發生女教師被毒打侮辱的嚴重事件，周建人、葉圣陶得知后，立即聯名向中共中央辦公廳寫信，要求有關方面嚴肅處理。周建人同時致函《光明日報》，公開揭露這一事件，呼吁全社會尊重教師合法權益。這一看似偶然的現象實際上是不尊重教師而產生的惡果。1986年初，方明收到廣東石人嶂鎢礦中學教師朱源星寄來的《教師法》設想稿。據方明回憶，“1986年年初，在全國教育工會和民進中央聯合組織座談《義務教育法（草案）》時，還提出了制定《教師法》的建議，從那時起，全國教育工會和民進中央同中國陶行知研究會、北京師范大學教科所、北京市教科所等成立了《教師法》聯合起草小組，著手進行有關制定《教師法》的調查研究和起草工作。隨后，我們根據各地的意見和草稿，先后草擬了《教師法》一稿、二稿、三稿、四稿。”3月，在全國政協六屆四次會議上，方明和民進組的20位政協委員聯名提出盡早制定《教師法》案。1988年3月，在全國政協七屆一次會議上，方明和葛志成聯名作了“制定《教師法》提高教師地位和待遇”的發言，指出：“必須正視當前出現的‘教師危機’，加強制定《教師法》的緊迫感。教師危機，實際是教育危機。”
1993年10月3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師法》經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四次會議表決通過并公布，自1994年1月1日起施行。
3.為國歌立法建言
1949年9月27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都、紀年、國歌、國旗的決議》，規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未正式制定前，以義勇軍進行曲為國歌。”
“文革”期間，《義勇軍進行曲》詞作者田漢受到“四人幫”迫害，導致正式場合只能演奏國歌的曲譜，不能唱歌詞。1978年，五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關于國歌的決議，并對歌詞作了改動。但改動過的歌詞并沒能普遍流行，反而造成一些使用上的混亂，各界人士都提出了不同意見。1982年12月4日，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經過討論，決定撤銷五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關于國歌的決議，“恢復《義勇軍進行曲》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但這次大會通過的憲法，以及之后的1988年、1993年、1999年的憲法修正案中都未寫入關于國歌的內容。
1995年，全國政協八屆三次會議上，時任民進中央常委蔣家祥等2人針對這一問題，提交了《關于盡快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法律地位并制定國歌法的提案》，指出應早日在憲法中確立其法律地位，使國歌成為國家標志的重要組成部分。提案建議我國憲法“第四章《國旗國徽首都》”應改為“第四章《國旗國歌國徽首都》”，并且相應地在正文中增加關于國歌內容的法條。在此基礎上，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法》。
該提案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關注和熱烈反響，多位政協委員積極響應，并在隨后的時間里陸續提出了相關提案，對推動國歌法出臺發揮了作用。經過社會各界的不懈努力，2004年3月14日通過的憲法修正案中，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是《義勇軍進行曲》”寫入憲法；2017年9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法》經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九次會議表決通過。至此，為國歌立法終于成為了現實。
（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
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民進秉持“為執政黨助力、為國家盡責、為人民服務”的使命擔當，積極發揮參政黨作用，積極參加人民政協，為破解改革難題、厚植發展優勢獻計出力。
2013年以來，民進在全國政協大會上作黨派口頭發言12次，提交黨派提案510件、界別提案211件、個人或聯名提案3294件，104件被列為全國政協重點提案，44件被評為全國政協優秀提案或年度好提案，在全國政協常委會、專題協商會、界別聯組會、界別協商會等各類會議上發言172次，建言內容涵蓋了教育、文化、出版、經濟、科技、資源環境、社會法制等眾多領域。2017年至2019年，民進中央信息采用分值連續三年在各民主黨派排名中位列第一，2018年、2023年采用分值位列各報送單位首位。2019年，民進8件提案被評為“全國政協成立70年來有影響力重要提案”；2021年，5項建言獻策成果被授予“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作貢獻建言獻策優秀成果”稱號；2021年以來，我和牛汝極、潘碧靈、張志勇4名政協委員，榮獲全國政協委員優秀履職獎。民進各級地方組織在政協平臺上認真履行職責，通過發言、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形式建言獻策，為助推地方經濟社會發展作出重要貢獻。
1.直率建言，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制度建設
中共十八大以來的反腐敗斗爭，在黨和國家歷史上留下了深刻印記。反腐敗斗爭形勢從“依然嚴峻復雜”到“壓倒性態勢已經形成”，這鼓舞人心的變化背后，離不開中共中央的堅定意志與責任擔當，也離不開民主黨派的擁護與支持。
對于腐敗問題，民進中央較早和較直率地向中共中央建言。2012年，中共十八大召開前夕，嚴雋琪主席代表民進中央先后3次在黨外人士座談會上，直言群體腐敗呈上升趨勢、腐敗形式更具隱蔽性和欺騙性、腐敗行為更加公開化和制度化、腐敗文化開始形成等問題。這既具政治勇氣，又有政治智慧的建言，得到了中共中央主要領導的高度肯定，表示將認真研究、認真部署。
2014年，全國政協十二屆二次會議期間，時任中央紀委書記王岐山看望民盟、民進界委員并參加討論。我在聯組會上代表民進中央發言，提出反腐敗“打虎莫忘拍蠅”，老虎是人民群眾的心頭大患，蒼蠅是人民群眾的切膚之痛，在腐敗問題上，大和小都是相對的，領導眼里的蒼蠅，就是群眾面前的老虎，應乘打虎之風，抓緊拍蠅，鏟除人民群眾身邊的腐敗。
中共十八屆六中全會開啟了全面從嚴治黨的新階段。在2017年全國政協十二屆五次會議上，民進中央以黨派名義提交了《關于加強全面從嚴治黨制度建設的提案》，提出現有黨內法規的體系結構尚未完備，從加強巡視制度的協調性、加強對“關鍵少數”的監督、加強容錯機制的可操作性、加強保護性的制度設計、加強黨內法規制度建設的理論研究等方面提出建議。這件提案得到了承辦單位的高度認可，評價“該提案圍繞全面加強黨內法規制度建設這一重大論題，在充分調研的基礎上提出了具有針對性的建議，對于推動黨內法規制度建設很有意義”。
2.持續發聲，助力長江流域的保護與發展
長江，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長江的保護與發展，是習近平總書記長久的牽掛。中共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赴長江沿線省市考察并召開座談會，多次強調“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為這一江清水永葆生機活力，傾注了大量心血。
民進中央對長江保護與發展的關注始于20多年前。1997年，對建立長江防洪新體系進行專題調研，拉開了民進中央長期關注長江保護與發展問題的序幕。2007年，舉辦首屆長江保護與發展研討會，之后更名為長江保護與發展論壇，成為民進中央重要的參政議政活動品牌。2021年起，受中共中央委托，對口江西開展長江生態環境保護民主監督，開辟了民進中央關注長江保護與發展的新陣地。
20多年來，民進中央圍繞長江保護與發展，在政協的平臺上持續建言獻策。從防洪體系到沿江重化工產業規劃布局，從制定濕地保護法及相關法律法規體系到推廣種植西蒙得木、建設生態屏障，從流域綜合治理與管理到長江保護法制定，從長江流域抗生素污染防治到小水電長效環境管理……幾乎每年都有發言或提案。2022年，民進中央向全國政協十三屆五次會議提交了《關于推動實施長江流域重點湖泊生態健康評估的提案》，得到生態環境部會同水利部的聯合辦理和采納，針對有關建議，生態環境部強化指標體系頂層設計，于2022年4月啟動了長江流域水生態考核試點，將提案中提到的太湖、鄱陽湖、洞庭湖、巢湖、滇池等長江流域重要湖泊納入其中。可以說，民進中央的發言和提案，對國家保護和發展長江的科學決策發揮了重要作用，唱響了新時代的“長江之歌”。
3.大力呼吁，讓視力障礙者獲得更多文化權益
閱讀書籍是人們接受教育和參與文化生活的主要方式。然而，由于版權、成本等原因，我國乃至世界范圍內，針對視障人士的出版物都非常稀缺，甚至有“書荒”之稱。《馬拉喀什條約》就是為解決關鍵的版權問題而誕生的國際條約，它要求各締約方規定版權限制與例外，以保障閱讀障礙者平等欣賞作品和接受教育的權利。遺憾的是，一段時間以來，中國作為《馬拉喀什條約》的首批簽署方之一，并未批準加入該條約。
民進中央多年來持續倡導和建言加強全民閱讀，也非常關注視障者的文化權益保護。為此，我帶隊赴盲文出版社等單位進行了深入調研，針對調研中發現的問題，2021年，民進中央向全國政協十三屆四次會議提交了《關于盡快批準加入〈馬拉喀什條約〉，充分保障視力障礙者文化權益的提案》，建議對我國現行著作權法與《馬拉喀什條約》不一致的個別規定進行修改，并在相關法規規章中進行具體規定，以盡快批準加入《馬拉喀什條約》。
民進中央的提案得到高度重視和積極辦理。2021年10月23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一次會議表決通過了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批準《關于為盲人、視力障礙者或其他印刷品閱讀障礙者獲得已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馬拉喀什條約》的決定。2022年2月5日，中國向世界知識產權組織遞交《關于為盲人、視力障礙者或其他印刷品閱讀障礙者獲得已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馬拉喀什條約》批準書，同年5月5日該條約對中國生效。
該條約的批準有利于更好地保障我國廣大閱讀障礙者的文化權益，使其能夠平等地欣賞作品、接受教育，推動文化成果普惠于民。同時，也為我國向海外閱讀障礙者提供作品的無障礙格式版創造了條件，對推動我國優秀作品海外傳播具有重要作用。
四、我在人民政協的履職體會和感悟
自1993年起，除了2008年到2013年擔任了一屆全國人大常委外，我先后擔任了26年的政協委員，從市政協委員，到省政協委員，再到全國政協委員，“一屆政協委員，一生政協情緣”，我與政協的情緣擔得起“深厚”二字。
（一）加強履職意識：“你不稱職，意味著67萬人缺席”
2013年3月3日，全國政協大會開幕當天，《人民日報》發表了我的一篇文章《你不稱職，意味著67萬人缺席》。我在文章中寫道：一個代表或委員，作用可能很小，也可能很大；可能碌碌無為，也可能大展宏圖；可能積極履職，也可能敷衍了事；可能用心準備議案、提案，也可能不費腦筋交白卷；可能暢所欲言、建言獻策，也可能沉默寡言，高高掛起。而這個不同，就看有沒有強烈的“角色意識”。所謂的角色意識，就是全身心參會。認真聽取報告，認真審議討論，認真閱讀文件；就是認真寫提案提建議，認真調查研究。我把這篇文章視為自己作為一名政協委員的履職宣言，提醒自己不斷提高履職意識。
（二）認真撰寫提案：帶著一顆解決問題的心
撰寫一個好提案不容易，需要把信息收集、整合、提煉的功夫，需要專業知識和開闊視野，需要解決問題的方法；撰寫一個好提案其實也容易，只需要一顆解決問題的心。擔任政協委員期間，我提交了200余個提案。其中，關于建立國家閱讀節提案，我從2003年起就在全國兩會呼吁，堅持了20年。這不是嘩眾取寵，也不是小題大做，作為一個教育學者、國家全民閱讀活動形象代言人，我清晰地意識到閱讀對于個人、社會和民族的特殊重要意義。雖然提案沒有完全被采納，但是全民閱讀已經逐步深入人心。2022年4月23日，首屆全民閱讀大會在京召開，習近平總書記致賀信“希望全社會都參與到閱讀中來，形成愛讀書、讀好書、善讀書的濃厚氛圍”。
（三）準備大會發言：重在參與，貴在質量
政協的大會發言，歷來是兩會一道亮麗的風景線。在中國的民主程序中，只有政協有大會發言制度，而且每位委員都可以報名。我對大會發言的認識是：重在參與，貴在質量。所謂重在參與，就是盡管知道選中的概率極低，也要爭取不缺席，每年兩會我都會提交至少一篇書面發言。所謂貴在質量，就是不敷衍了事，全力以赴地準備。2013年3月8日上午，我第一次登上全國政協大會的發言臺，代表民進中央作題為《縣區義務教育均衡發展是促進教育公平的當務之急》的大會發言。為了準備這篇發言，我翻閱了大量文獻，字斟句酌地反復修改，還產生了一個“副產品”，那就是圍繞教育公平問題撰寫了一組文章。我的大會發言不僅圓滿地完成了民進中央的任務，也受到包括業界在內的廣泛好評。2014年，我撰寫的《完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刻不容緩》入選口頭發言。2016年，我撰寫的《人心就是力量》再次受到肯定，被安排在最后一個“壓軸”發言。
（四）深入調查研究：做一名“三實”委員
政協的調查研究形式比較多，主要有委員視察和專題調研；方式也比較多，主要有文字調研、實地調研、座談調研和網絡調研。我每年都要參加全國政協各種視察調研活動。在數十次的調研中，我深刻領悟到毛澤東主席提出的“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沒有經過周密調查，不過是無知妄說”“要拼著精力把一個地方研究透徹”，也深切感受到政協委員只有深入調查研究，才能察實情；只有察實情，才能講實話、謀實策。做一名“三實”委員，實實在在做事，應該是委員的自我要求。
（五）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有學問
反映社情民意信息是政協的經常性、基礎性工作，其優勢在于：打通了協商建言和政策決策之間的通道、體現了政協組織聯系廣泛的特點優勢、拓寬了政協履職成果的轉化渠道、體現了輿情匯集和分析功能。全國政協編報的政協信息，每年得到中共中央領導批示的數量，占到政協提案、大會發言、調研報告等所有履職渠道獲得批示數量的近三分之一。可見，信息雖小，卻是履職建言的大作為，也體現了委員的大情懷。這些年來，我一直堅持撰寫社情民意信息，推動民進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不斷進步，名列各民主黨派和各省市自治區政協的前茅。
（六）記錄兩會生活：履職一路行與思
每年兩會，我都堅持記錄會議的情況，記錄自己的感悟，記錄履職的歷程。自2008年以來，我先后出版了《我在政協這五年》、《我在人大這五年》、《見證十年》（10卷本）、《教育改變中國》、《共識凝聚力量》、《春天的約會》、《使命與擔當》、《書香政協滿庭芳》等近20本履職記錄。我認為，每年兩會不只是一個人的兩會，更是一個時代的兩會。沉淀下的，不僅是個人的政治生活記錄，也是這個時代的政治生態的永恒的記錄。“為了寫得精彩，必須活得精彩，做得精彩”，這是我經常對教師們說的一句話，其實對于一個政協委員何嘗不是如此？
（七）堅持三個立足：建言謀策敢為先
我曾經總結過當好政協委員的三條經驗：一是立足專業背景，將學術研究、本職工作和參政議政結合起來，以學術研究促進本職工作，從本職工作中挖掘提案參政議政。二是立足中國國情，將報國情懷、民主監督、建言獻策統一起來，不能不顧國情，在參政議政、民主監督的時候，照搬西方經驗，迷信書本理論，誤國誤民。三是立足民間社會，將國家大事、百姓生活、網絡民聲整合起來，只有了解民間疾苦、民生百態，才能履行好參政議政的職責。這三條經驗其實就是一條，用做學問的專業、嚴謹、認真來做好政協委員的工作。
（八）讀書促進履職：書香政協滿庭芳
政協委員應該是最喜歡讀書的群體，最有條件讀書的群體，最能夠把書讀好的群體。讀書對于提高資政建言的質量，提高政協整體戰斗力，用歷史的辯證的眼光看待當前的問題具有重要意義。2020年新冠疫情期間，我有幸參與了政協讀書平臺的創建工作并且擔任了政協讀書群的首屆群主。我的“讀書六法”也得到了許多政協委員的認同和借鑒：目標導向，制定系統讀書計劃；針對問題，結合實際需要讀書；學思結合，不動筆墨不讀書；有詳有略，瀏覽與精讀相結合；注重積累，成為領域的小專家；共同閱讀，帶動大家一起讀書。
2021年，我有幸榮獲首屆“全國政協委員優秀履職獎”，頒獎詞這樣寫道：耕好讀書田，書香伴履職。他是全國政協委員讀書活動的探索者、首位群主，引導委員投身“書香政協”建設；調研途中，筆耕不輟，記錄下泥土芳香的基層民情。他把履職的點滴心得集合成冊，成為政協委員履職的參考書。這是對我作為政協委員的最大肯定。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75周年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指出，“建設一支懂政協、會協商、善議政，守紀律、講規矩、重品行的政協委員隊伍”。目前，民進有1.6萬余名會員擔任各級政協委員，希望大家珍惜政治身份，做到這“十八字”要求。
各位會員、同志們，以上就是我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人民政協和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重要思想、重要論述的體會，對于人民政協與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思考。回顧民進在政協履職的歷史，回首我擔任政協委員的往事，讓人感慨萬千。75年前，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召開，民進首席代表馬敘倫在會上發言時說，要“用最大的努力，從事于經濟建設與文化建設，共同建立光輝燦爛的中華人民共和國”。75年后的今天，讓我們牢記民進初心，牢記使命責任，為建設更加光輝、更加燦爛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貢獻智慧和力量！
